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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起，中国开始面临后工业化问题。高耗能、高污染、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，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。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，就业不足，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，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。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，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 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，，将是中国，乃至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马兆远教授在《智造中国》一书中，为防止锈带蔓延、解决后工业社会的就业问题、促进教育改革、打造新工程教育的提供了新的思路，并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以借鉴发展的模式：英国谢菲尔德大学AMRC模式，从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张切实可行的路线图。

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，为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案例：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，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，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；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，吸引了新移民，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；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，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。AMRC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。

推荐序 后工业化地区的新机遇 ——基思·伯内特

前 言 中国智能制造升级的创新模式

第1章防止锈带蔓延，亟待解决的后工业化问题

锈带蔓延与惊醒的美国梦

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化

后工业化社会的企业组织模式

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

中美制造业竞争

第2章智能制造升级的创新模式——AMRC

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之路的探索

后工业化城市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

AMRC运营

大学科技园AMP建设

AMRC的社会影响与创新综合体的建设

技术转移中的风险回避与效益提升

第3章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

被美国带歪了的世界大学排名

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

后工业化时代的高等教育

第4章打造新工程教育

工程思维是什么

Worker4.0——培养面向智能制造的工程师

工程思维的核心——务实主义

第5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

Made-in-China made China

中国的工程红利

中国的升级红利

中国的制度红利

后 记 三场必须面对的战争

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。

1997年通过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保送北京大学；25岁获得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，师从“超冷原子理论之父”、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基思·伯内特（Keith Burnett）爵士。之后，在美国国家标 准局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，师从“激光冷却之父”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·菲利普斯（William Phillips）教授。30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，参与设计了中国空间站“天宫四号”——世界第一个空间冷原子实验平台。

著有《人工智能之不能》、《量子大唠嗑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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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信息本身变得廉价而容易获得时，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价值就会下降，社会活动的价值便回到了制造业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服务业的很大一部分体量组成在于挖掘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价值。金融服务业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把控来获得利润，咨询服务业也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获得利润，大大小小的零售业更是这些信息不对称的诞生地。工业4.0的核心在于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映射和交互。通过这两个世界的关联引入数字生产、柔性制造，提升精密制造能力，最大限度地使物理世界的生产符合消费需求，从而降低生产成本，节省设计资源，提高生产效率，最终实现按需生产。这样的按需生产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，使得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服务业逐渐成为数字工业的一部分。

这是一种非常专业的高级定制开发，先进的制造企业和其他企业共享一个共同的品牌——“谢菲尔德制造”，是谢菲尔德制造业值得骄傲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在美国和英国，先进制造业已是最具创新性的行业之一。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相比，先进的制造商在成熟经济体中的优势在于产品和工艺的不断创新，通过工业机器人实现制造过程的自动化，培养高技能且熟练的劳动力AMRC提供了一个大中小型企业共建的工业升级的共享平台。大企业通过会费支持，中小型企业在这里完成技术升级，升级之后直接对接客户，通过客户的订单获得款。在这个流程中，传统意义上的风险资本按照既有的模所能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大，反而是这种对制造行业新技术、新成果极高的转化率和成功率使得金融资本有稳定增长的基础。大学提供人力培训和技术研发的背书。大学和工厂的研发、劳动力的升级等要素综合在一起，来满足知识生产、制造和消费的新型社会生产结构下未来工业生产的需求。

科学文明和工程文明是人类现代历史的基础。科学需要大量工程沉淀，在充分的工程文明的基础上，科学文明自然地发生。在工程文明中，我们直到现在还是比欧洲至少少发展了100多年，但这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因为工程文明也有工程文明的好处，我们需要为这个阶段培养合适的人才。科学家解决可能性问题，而工程师解决可行性问题。从科学所需的千分之一成功率过渡到工程所需的千分之一失败率，需要大量的创新工作。每一步改进，都意味着大量的选择和优化，决定怎样做、知道选哪样，是大量开发经验和工程训练积累而成的能力。

书籍介绍

2019年起，中国开始面临后工业化问题。高耗能、高污染、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，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。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，就业不足，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，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。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，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 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，，将是中国，乃至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马兆远教授在《智造中国》一书中，为防止锈带蔓延、解决后工业社会的就业问题、促进教育改革、打造新工程教育的提供了新的思路，并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以借鉴发展的模式：英国谢菲尔德大学AMRC模式，从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张切实可行的路线图。

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，为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案例：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，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，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；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，吸引了新移民，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；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，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。AMRC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。